在古罗马诗人中，卡图卢斯（Gaius[一说Quintus]Valerius Catullus）的命运为奇特。他在奥古斯都时代就已获得盛名，但从公元3世纪开始却湮没无闻，其作品几乎从世界上彻底消失了。然而，14世纪时在他的家乡 维罗纳神秘地出现了一部卡图卢斯诗歌的抄本（学者们称为V），稍后以它为基础又出现了另一部抄本（称为X），但很快两部抄本都消失了，只剩下三部转抄的本子，分别称为O（保存于牛津）、G（保存于巴黎）和R（保 存于梵蒂冈），这三大抄本是后来所有抄本和印本的源头。自文艺复兴以来，卡图卢斯这些死而复生的作品成为欧洲众多诗人模仿的对象。进入20世 纪，他的地位更扶摇直上，在拉丁文学课堂和古典学者著作中堪与维吉尔、奥维德、贺拉斯分庭抗礼。古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公元前80年-公元14年）常被划为两个时期：西塞罗时期（公元前80年-前44年）和奥古斯都时期（公元前43年-公元 14年），前一个时期散文成就为辉煌，后一个时期则是诗歌的巅峰，涌现了维吉尔、贺拉斯、普洛佩提乌斯、提布卢斯、奥维德等一大批重量级诗人。从时间上看，卡图卢斯属于西塞罗时期，是这些诗人的前辈，他在诗歌领域的革新为奥古斯都时期的诗人提供了关键的资源。卡图卢斯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视野、体裁、技法、主题和美学。他在广泛学习古希腊和泛希腊诗人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敏锐的世界眼光；他奠定了古 罗马爱情哀歌体、铭体诗和微型史诗这三种体裁的基础；他对神话典故的创造性运用和戏剧化的抒情方式对后辈启发极大；他创立了古罗马乃至欧 洲爱情诗歌的主题模式；他将诗歌作为一种私人化、专门化的事业来经营，突出诗歌的抒情性和审美快感，尤其有助于突破古罗马民族重实用轻想象、 重国家轻个人的传统。
卡图卢斯只活了三十多岁，关于他的生平，我们所知甚少，而且基本 上也都是从他的诗歌推测出来的。他大约于公元前87年出生于意大利北部的维罗纳，卒于公元前54年左右。卡图卢斯很早就到了罗马，罗马也是他 活动的中心。公元前57年前后，他还曾在小亚细亚的比提尼亚行省任职。对他的诗歌影响大的有两件事：一是他哥哥的死，一是与莱斯比娅 的恋情。卡图卢斯的哥哥死得很早，葬在远离家乡的特洛伊，直到从比提 尼亚卸职回罗马途中，卡图卢斯才有机会亲自到哥哥坟前祭奠。他的丧兄 之痛在第65首、68首和第101首诗中都有动人的表达。莱斯比娅（Lesbia）是卡图卢斯在《歌集》中给情人起的名字，这个名字显然来自他所崇拜的 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其出生地是Lesbos）。根据古罗马作家阿普列乌斯的说法，莱斯比娅的真名是Clodia，学者们通常认为她是一位比卡图卢斯大十 岁的贵妇，其兄是P. Clodius Pulcher，其夫是Q. Metellus Celer。《歌集》中有二十多首诗都与莱斯比娅有关，这是欧洲文学史上第一个集中描绘一段 恋情的诗歌系列，西方爱情诗歌的许多主题、程式都可在此找到源头。卡 图卢斯与情人莱斯比娅的关系包含了一个悖论，这段关系的通奸性质即使在古罗马社会里也是不合道德的，卡图卢斯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恰恰是 在这段感情中，他努力超越古罗马男权社会的伦理，试图在平等的基础上 建立一种几乎“神圣的盟约”（见第109首）。但莱斯比娅显然不理解他的 用意，只把他看作自己众多情人中的一位而已。卡图卢斯在爱的理想与欲 的本能之间苦苦挣扎，终选择了放弃。然而，这段感情却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永久的印迹。奥古斯都时期的普洛佩提乌斯和提布卢斯仿效卡图卢斯， 在自己的作品中分别创造了辛西娅和黛丽娅的形象，到了文艺复兴时期， 此类诗歌更蔚为大观。
卡图卢斯的《歌集》共辑录了113首诗（初有116首，学术界已认定第18首、19首、20首不是卡图卢斯的作品，但仍沿袭原来的编号）。这些诗按编排顺序可划分为三部分。第1-60首是一些短诗，采用了多种格律（所以被称为polymetric poems）。这些诗抒情性很强，语言高度口语化，鲜活生动，许多都是欧洲文学史上的名作。 第61-68首是七首较长的诗。第61首和第62首是两首风格迥异的婚歌。第63首和第64首代表了卡图卢斯的高成就，继承了古希腊的史诗风格和素材，却以自己独特的领悟颠覆了神话传统，反映出罗马共和国晚期动荡的精神气候。第65首和第68首奠定了古罗马哀歌体的基础。第66 首译自亚历山大诗人卡里马科斯的《起源书》，第67首是一篇讽刺作品。 第69-116首都采用了哀歌双行体的格律，主要是爱情诗和讽刺诗。这 一部分的爱情诗与第一部分的相比，抒情性较弱，分析性较强，不以情趣见长，而更具内敛的张力。
《歌集》一百余首诗里，按照通常标准，有“不洁”词语或描写的多达三十余首，数百年间，这些作品一直令编注、评论、研究卡图卢斯的学者深感尴尬，第一部完整的英译本迟至1966年才出现。近几十年来，众多 学者对卡图卢斯诗歌中的性因素作了深入的探讨，这些研究成果可以概括为文化、伦理、政治与诗学四个方面。 在阐释卡图卢斯作品时，我们不能以当代的文化观念去简单地下判断，毕竟它们是植根于古罗马文化之中，而古罗马社会对于性的理解远不同于今天。概括起来，性文化在当时的社会中主要有四重功能：（1）仪式功能。和许多古代民族一样，性崇拜也是古罗马宗教仪式的重要部分，在很多仪 式中，阳具模型都是祈求丰产的道具。（2）避邪功能。在军事凯旋仪式和 婚礼上，色情笑话、歌曲和淫秽的辱骂都是古罗马风俗所许可甚至鼓励的。（3）娱乐功能。在一些特定场合的色情娱乐是不受道德谴责的。例如在剧院举行的花神庆祝活动习惯上以脱衣舞收场。（4）政治功能。充斥着淫秽 言辞的讽刺诗、宣传册广泛应用于古罗马的政治圈，无论选举活动、法庭 辩论，还是元老院集会，都不例外。正因如此，色情因素和粗俗词汇在古 罗马文学中广泛存在，不可回避。 在古罗马的性伦理中，自然形成的男性/女性的差别远没有文化和武力塑造的支配者/被支配者的差别重要，因此与征服相伴的惩罚性或报复性的性行为是社会所许可的，而在性行为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无论男女， 都是受到鄙视的。此外，同性恋行为在古罗马非常普遍，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未婚男子与娈童的关系只要不维持到婚后，是完全符合道德的。卡图卢斯一方面深受这种伦理影响，另一方面也在多个方面提出了挑战。 如果用性伦理比喻古罗马的政治观念，我们可以发现，罗马人认为，主宰各民族命运的罗马是阳性的，被征服民族是阴性的；保护着罗马公民的国家机器是阳性的，无条件服从国家利益的公民个体是阴性的。在卡图卢斯的诗作中，这两方面都受到了质疑。他将个人情爱置于帝国的扩张事业之上，表达了他对古罗马政治秩序的反叛。以性喻诗也是卡图卢斯诗学的一大特点。卡图卢斯揭示了诗与性的相 通之处——一种快乐的游戏。在古罗马的文艺观念中，教化或者说为政治 与伦理服务是诗歌的根本功能，比卡图卢斯晚一代的贺拉斯也只是在此基 础上提出了折衷的主张——教化和娱乐兼顾。卡图卢斯将诗比作性，倡导 的是一种以艺术快感为核心的唯美诗学。虽然古罗马社会的伦理观念仍是 卡图卢斯所关注的，但艺术快感成了他诗歌的第一原则。这种快感包含两 部分，一是诗人创作的快感，二是作品带给读者的快感。卡图卢斯的唯美诗观是超前的，后来奥古斯都时期的诗歌虽然成就辉煌，却失去了卡图卢斯的灵动清新，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回到了教化传统，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文化秩序的一部分。
拉丁语诗歌翻译难度很大，文法的艰深是一个原因，古典诗人对语序 和声音效果的高度关注是另一个原因。即使译成西方各国的现代语言，效 果也不理想，例如著名诗人德莱顿所译的《埃涅阿斯记》虽是精品，但比 起维吉尔的原作来，还是差了很远。将拉丁语译成汉语，就更不容易了。目前有汉语译本的古罗马诗集屈指可数，只有《古罗马诗选》（飞白译）、 《物性论》（卢克莱修著/方书春译）、《埃涅阿斯记》（维吉尔著/杨周翰译）、 《变形记》（奥维德著/杨周翰译）、《爱的艺术》（奥维德著/戴望舒译）、《女杰书简》（奥维德著/南星译）和《哀歌》（普洛佩提乌斯著/王焕生译）。 卡图卢斯《歌集》的校勘问题非常复杂，本书主要采用了Merrill（1893） 的版本，并参考了多个版本。本书的译者在翻译时采取的是介于学术翻译和文学翻译之间的路线。一方面尽可能贴近原文，不做过分的发挥，另一 方面也力求译作的可读性。对于诗歌的格律，译者的原则是模仿但不遵循 （也无法遵循）。古典拉丁语诗歌都不押韵，格律体现在长短音节的规则排 列上。译作为了保持格律诗的风味，全部押韵，但押韵的方式多有变化。 大体上说，1-62首的韵式比较自由，第63首和第64首采用了双行押韵， 第65-116首多半采用交错韵和抱韵。此外，为了弥补翻译过程中的意义和 审美损耗，译者还加了大量的脚注，并引用了英美古典学界百年来的研究 成果帮助读者理解和赏析原作。但由于译者的拉丁语和汉语水平有限，学 养也浅，所以必定有不少错误和缺憾，恳请读者原谅并指正。 本书的翻译是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2006年的项目，同时得到了美国 Loeb Classical Library Foundation的出版资助，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