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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诗格律和第11首一样，也是Sapphic strophe。这首诗可能是卡图卢斯短诗中最受学者关注的作品，争论的焦点在第四节。诗歌的前三节显然是翻译（比较自由）古希腊诗人萨福的一首诗（31 Voigt），但第四节却似乎异常突兀，与前面仿佛没有关系。如果卡图卢斯的目的是翻译，那么萨福原作的第四节哪儿去了？如果卡图卢斯是想改写，那么第四节的用意何在？ 19世纪的多数学者认为第四节不是第51首的一部分，或者认为第三节和第四节之间有缺失的文字。但20世纪的多数学者都在相信全诗完整性的前提下去理解第四节与其他部分的关系，并仔细考察了卡图卢斯的“译文”与萨福原文的异同。Greene（1999）分析指出，卡图卢斯的作品以古罗马的男性视角改写了萨福。在萨福的作品中，是一位男性、一位女性（抒情主人公）共同爱一位女性，卡图卢斯的诗呈现的却是一位女性和两位男性的关系。萨福第一节的重心是抒情主人公的感受，卡图卢斯第一节的重心却是描绘与自己构成竞争关系的那位男子。萨福诗中的男子很快淡出了视野，卡图卢斯诗中的男子却一直发挥着影响。更重要的是，卡图卢斯的诗作体现了闲逸（otium）与责任（negotium）、阴性的沉溺与阳性的自制之间的冲突，反映了古罗马的价值观。Commager（1965）认为，卡图卢斯的用意不在翻译萨福，而在探索自己对莱斯比娅的情感，萨福的作品构成了一种框架，让他意识到无论自己的爱如何特殊，都只是人类古往今来普遍经验的一部分。Zetzel（1982）提出，这首诗反映的是文学的力量。正如在第50首中，卡尔伍斯的诗让卡图卢斯产生了一种类似爱情的体验，翻译萨福的诗也让卡图卢斯情不自禁想起了他对莱斯比娅的情感。Vine（1992）和Pardini（2001）分析了第三节的措辞，认为卡图卢斯已经把萨福第四节的一些要素浓缩进了第

三节（见注释5），为第四节做好了铺垫。Wormell（(1966)认为，萨福的第四节女性口吻太重，不符合卡图卢斯的要求，因此没有直接翻译过来。 Frank（1968）从罗马男性价值观入手，相信第四节不仅是这首诗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是承载主题的关键部分。他用西塞罗、卢克莱修和维吉尔三位重要人物的著作说明，古罗马人并不看重爱情，相反，他们把爱情视为一种情感失控的非正常状态，甚至一种病症，是应当谴责的，除非能纳入家庭和国家秩序。第四节代表了正统的罗马声音，体现了卡图卢斯的内心冲突。闲逸让人沉溺于情感，忽略对民族公共事务的责任，间接对国家的命运构成威胁。Fredricksmeyer（1965）意识到，第四节和第一节之间有隐秘的联系。那位男子之所以被卡图卢斯称为“神”，一是因为他的镇定（与自己的无助形成鲜明对照），二是因为他能和莱斯比娅在一起。卡图卢斯在第四节中虽然用罗马传统的伦理观对自己提出了严厉的警告，但深陷情网的他似乎无意摆脱“闲逸”，他真正向往的是取代第一节中那位男子的位置。因此，最后一节其实是间接向莱斯比娅求助：“只有你能帮他摆脱这样的状态，避免他陷入毁灭，再不帮他就晚了！” Fredricksmeyer认为，从根本上说，这首诗不是翻译，而是卡图卢斯献给莱斯比娅的一首诗，既描绘了莱斯比娅的魅力，也表达了自己的相思之情，还提出了爱的请求。卡图卢斯借诗献情人的技巧，的确令人拍案叫绝。

第1行，O’Higgins（1990）指出，这位男子之所以被视为“神”，除了能与莱斯比娅在一起之外，主要是因为他能控制自己的情感，保持镇定，这是罗马人心目典型的男性特征。他们警惕爱情，也正是因为爱情让人失去自制力。

Si fas est（“如果这不算渎神的话”）带有浓重的古罗马文化色彩，不见于萨福原文。

第8行，这一行原文缺失，在卡图卢斯《歌集》的几大抄本中都没有。此处根据Garrison（1989）补上。最初是Doering根据萨福原文推测的。

第12行，学者们对这一节有不少讨论。Greene指出，萨福原作强调的是身体各部分的分解，卡图卢斯突出的是感觉的丧失，主体意识更明显。Commager分析了这部分的修辞效果，总体上用了散珠格（asyndeton，省略连词），11行用了对称格（chiasmus），tintinant的拟声效果也很生动。Pardini提出，gemina teguntur lumina nocte借用了荷马的表达方式（Il. l. 5.310 = 11.356）。根据格律判断，gemina（“双重”）修饰的是nocte（“夜”），不是lumina（“光”，“眼睛”），“双重的夜”既指黑暗，也可以指死亡， 从而把萨福第四节的部分内容也囊括进来，也与下文“毁灭”的主题联系起来。

Exsultas（不定式exsultare）和gestis（不定式gestire）两个动词都表示强烈的、兴奋的情绪。

第16行，个人的闲逸怎么会毁掉国家？这在古罗马人看来，绝不是夸张。罗马国家的强盛正是建立在个人对国家的无条件服从基础上的。男性公民必须承担对国家的义务，参与公共事务（包括参加战争、参与竞选和公共事务管理，等等）。古罗马人所推崇的美德（virtus）最原始的意思就是作战的勇敢。闲逸（otium）则意味着沉溺在个人世界里，忽视公共精神，既然社会由个体组成，个体的闲逸就抽掉了国家的基石。